人逢喜事精神爽，天遇春風分外藍。全國兩會期間，一陣陣“及時風”的出現，讓北京的天空高遠透藍。面對北京這幾天出現的“兩會藍”，全國政協委員江澤慧感慨地說：“今年北京的空氣質量還是有很大改善的，這藍天還是蠻多的！”

大風雖然帶走了一時的霧霾，但并沒有吹散兩會的“論霾”熱度。霧霾這個令社會公眾揪心的話題，還是毫無懸念地成為今年兩會的熱詞之一。許多代表委員圍繞霧霾是如何產生的、究竟與礦業開發活動有大關系、該如何治理等問題，各抒己見，建言獻計。

誰才是霧霾的真正“元兇”

2012年中國仍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大國，占全球總排放量的1/4；2013年以來，全國平均霧霾天數為52年來之最，且大氣污染呈現地區污染抱團的趨勢，如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區的強霾污染。這些都為中國在新一輪的國際競爭中實現快速增長形成挑戰，也構成了中國經濟實現包容、可持續增長的巨大障礙。全國政協委員馮丹龍帶來的這組數據，給人以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治理霧霾緊迫感。

治污先治本，治本先清源。要從根本上治理霧霾，必先弄清楚霧霾產生的原因。全國政協委員賈康表示，一些霧霾嚴重的城市，陸續實施控煤、控車、控油、治污等必要措施。用這些簡單化行政手段進行治理，不僅容易引發社會矛盾，而且治標不治本。因此，談論治理前，先要搞清霧霾的成因。

但對霧霾產生的主要原因，目前社會各界的觀點不一，相關權威部門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在去年的全國兩會期間，一位來自石油行業的政協委員，就很簡單地把霧霾產生的主要原因歸結到煤炭身上，卻引起了來自煤炭行業代表委員的質疑。

在今年的兩會上，已經連續多年關注霧霾問題多年，并在2013年和2014年就曾提出相關提案的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工信廳巡視員王福強就認為，我國大氣污染中90%的二氧化硫、70%的氮氧化物與一氧化碳、60%的煙塵和80%的二氧化碳都是燃煤引起的。所以，大型霧霾治理的第一步就是要把煤控制住：少燒煤，燒好煤，把燃燒的方式做一些升級。

王福強委員之所以持這樣的觀點，主要是基于中科院大氣物理所的研究成果——數據表明，燃煤排放是京津冀空氣污染的主要因素，其中北京地區由燃煤帶來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分別占總排放的95%、25%。

然而，北京市環保局去年公布的數據則顯示，燃煤并不是霧霾生產的主要原因。全國人大代表、海馬集團董事長景柱作為湖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新能源汽車研究中心主任，他引用的數據就是來自北京官方的數據：在我國霧霾污染源的構成中，石化能源占60%，其他占40%。以北京市為例，在2013年霧霾污染源構成中，機動車尾氣排放占31.1%，燃煤占22.4%，工業生產占18.1%，揚塵占14.3%，其他占14.1%。

“2014年全國汽車尾氣排放的顆粒物(包括PM2.5)，小型客車約占3.5%，其他載客客車輛約占17.8%，貨車約占78.7%。”景柱委員說，通過以上兩組數據不難看出，以北京市為例，汽車尾氣排放顆粒物(包括PM2.5)小型客車因素約占1.08%，其他載客車因素約占5.5%，而貨車約占24.5%。由此可見，相對于小客車而言，貨車排放對霧霾造成的影響較大。

“不能一說到霧霾就歸罪于煤炭，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僑聯常委潘慶林也持同樣觀點。他直言不諱地說，我小時候就用煤炭，燒煤球和蜂窩煤，那時候也不講究是不是清潔煤炭。汽車尾氣、化工廠的黑煙、造紙廠的污水，都是造成霧霾的原因，這是我們現在的經濟發展的問題，不是煤炭的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葫蘆島宏躍集團董事長于洪也這樣認為。他說，原來北京市家家戶戶燒煤，尤其是每年冬季取暖時，更是戶戶燒煤、家家冒煙，但也沒有出現霧霾。

至于因鋼鐵等其他重工業而導致霧霾的說法，于洪代表同樣持有異議。他說，原來在石景山區的首鋼，廠區內煙囪林立，經常冒煙，但前些年北京也沒有發生霧霾，這些年首鋼搬遷了，霧霾反而更嚴重了，這能說是是鋼鐵企業造成的霧霾嗎？

于洪代表認為，北京市霧霾產生的主要原因還是汽車尾氣，過多的車輛導致尾氣排放量過大，在空氣流動不暢情況下，大量的尾氣呈膠狀一樣懸浮在半空中，就容易形成霧霾。“為什么風一吹，北京的霧霾就沒有了？如果真是周邊地區的礦業開發活動和冶煉行業造成的，那應該是刮風時，北京的霧霾更嚴重才對。”于洪代表笑著說。

賈康委員指出，霧霾的成因與我國國情緊密相關：第一，我國約94%的人口聚居于僅占43%左右國土面積的黑河—騰沖線東南方，使能源消耗、環境污染壓力呈現“半壁壓強型”；第二，我國基礎能源主要是煤炭，目前全國電力供應中約80%是需要燒煤的火電；第三，我國在特定發展階段形成了重化工業支撐的超常規、粗放式、外延型快速發展模式，污染因素高度集中而難以有效化解。

生在黃河邊，連續八年向全國政協寫提案呼吁拯救水資源的全國政協委員王承德則認為霧霾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缺水。他說，由于地面沒有濕氣，不能黏著和吸附霧霾，致霧霾在空中飄浮。由于地面水的匱乏，不能形成濕氣，就不能上升為云霧，導致雨量減少，雨水不能清洗萬物，亦使霧霾在空中飄浮，使自然失去了自凈的能力，這樣就形成了嚴重的惡性循環。就拿北京這幾年來說：“好天靠風吹，藍天不過三”，最嚴重的幾次霧霾都是靠雨雪或刮風解決的。京津冀是地下水嚴重超采的地域，降水量一年比一年少，今年冬天北京更是一場大雪都未降，成為霧霾最嚴重的地域。

王承德委員特別指出，據報道：在霧霾覆蓋的區域中，有近70%的城市嚴重缺水，這也說明雨水在霧霾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水的嚴重危機是霧霾最主要的因素。要想徹底治理霧霾，必須創新觀念，要遵從自然規律，求本溯源，找出治霾的根本原因。治霾必須治本，治本必須治水，目前政府所采用的治霾方法是在治標，應該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標本兼治，拯救水資源是治理霧霾的治本之舉。

既要綠色生產更要綠色消費

事實上，對礦業行業來說，堅持走綠色開采、綠色發展的路子始終都沒有停止過。2007年綠色礦業理念在中國國際礦業大會上首次提出；2008年國務院首次明確了發展綠色礦業的要求，并確定發展目標為到2020年綠色礦山格局基本建立；2010年國土資源部制定了《關于貫徹落實全國礦產資源規劃發展綠色礦業建設綠色礦山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了綠色礦山建設的整體思路；2011年發展綠色礦業被上升到國家發展戰略高度，納入“十二五”規劃。特別是黨的十八大報告將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并列，提出“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后，我國的綠色礦山礦山更是進入了一個跨越式發展的新階段。

據了解，截至目前，我國已有國家級綠色礦山試點單位600多家，其中第一批試點單位已基本建成，并通過了驗收。

于洪代表介紹，宏躍集團下屬有鉛鋅礦、金礦等礦山企業，還有鉛鋅冶煉企業。這些年，集團公司以建設綠色和諧礦山為目標，依靠科技進步，在最大限度地減少采選活動對生態環境影響同時，還加強礦山環境治理，美化亮化礦區環境，提高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減少“三廢”(廢渣、廢水、廢氣)排放。八家鉛鋅礦2013年被國土資源部授予國家級綠色礦山試點單位，現正在按照規劃逐步推進。其他礦山企業也在按照國家級綠色礦山標準，高起點、高標準建設。

全國人大代表、河南能化集團董事長陳祥恩十分關注霧霾問題，他這次帶來了議案中，就有煤炭清潔利用問題。他說，河南能化集團作為世界500強企業，擁有眾多煤礦和其他金屬礦山，除本部河南外，還在新疆、貴州、內蒙古等省份擁有礦山企業。這幾年來，集團公司高度重視綠色發展工作，要求各個礦山企業實現綠色開采，河南本部的多家煤礦被授予國家級綠色礦山試點單位。

“不能一提霧霾，就說是煤炭惹得禍。其實，煤炭本身并沒有錯，在開采和洗選過程中也完全可以做到綠色開采。”陳祥恩表示，現在最關鍵的是要綠色消費，實現煤炭的清潔利用。

事實正如此。近年來，我國針對循環經濟、低碳經濟和生態工業園出臺了若干支持政策，客觀上有效支持綠色增長，但在國家制度體系層面并沒有跟上。就煤炭消費方面來說，按照相關規定，在使用煤炭過程中，必須要進行除硫脫硝，以減少大氣污染。然而，在現實中，許多用煤企業為了減少生產成本，并沒有嚴格執行，導致煤炭在消費過程中沒有做到“綠色”使用。

其實，何止是煤炭行業，諸如鋼鐵、水泥行業也莫不過于此。在鐵礦石、石料開采過程中，現在基本上都可以實現綠色開采，但恰恰在下游環節——消費方面卻出現了問題，最終污染了環境。所以，不從清潔利用、綠色消費抓起，而是簡單地把霧霾產生的主要因素歸結到礦業開發活動顯然有失公允。

馮丹龍委員建議，必須把經濟、環境、社會的發展集中在一個綜合框架下，制定國家綠色增長戰略，并納入國家“十三五”、“十四五”等規劃中，以有效地支持兩個拐點的實現：到2020年，在二氧化碳排放基本不增長的情況下實現經濟增長；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絕對量減少的情況下，經濟保持持續增長，使中國205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到2005年的排放水平甚至更低。因此，綠色增長戰略是指引我國平穩高效地實現到2050年兩個拐點轉變的具有路線圖意義的保障。

于洪代表建議，要從產業層面，推進綠色技術創新，提升資源使用效率。國家要對在綠色礦山建設和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方面取得成效的礦山企業給予政策支持，激勵礦山企業綠色開采、綠色發展。

既要管好“責任田”又要謀求上下共治

既要守土有責，管好自己的“責任田”，又要區域一盤棋，尋求突破“一城一地”的區域聯控共治之道，是破解環境問題的方向之一。許多代表委員認為。

實際上，這幾年來，面對越來越嚴重的霧霾天氣，京津冀地區已開始探索推行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聯手開展空氣污染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2014年5月15日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會議上強調，要把治理大氣污染和改善環境生態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突破口，進一步理清工作思路，率先在大氣污染協同防治上取得進展，通過區域協同發展統籌治理大氣污染。

不難看出，這種區域間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包含了多方面的內容，側重點也各不相同。北京側重點是汽車尾氣，而環北京的河北則側重礦業開發及冶煉。

所以，具體到礦業行業來說，也要謀求上下游共治。首要的是上游環節礦山企業要綠色開采，然后再通過綠色洗選，提高礦產品的清潔度，以最大程度地減少下游利用環節中產生的污染。而下游企業在礦產品的消費過程中，也要嚴格按照規定，使用環保設施。只有真正樹立上下游一盤棋思想，共同應對，才能有效減少污染，控制霧霾的產生。于洪代表表示。

在流域污染治理上，加強上下聯動、協作治理也是重要的突破口。今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河南省國土資源廳原廳長張啟生帶來了關于加強淮河流域治理的議案。他認為，區域行政分割與職能交叉導致流域統一管理無法實施。建議通過國家層面推動區域立法，確立流域管理的目標、原則、體制和運行機制，在打擊水污染的力度上要從法律層面進一步確立區域聯合執法的機制，尤其在流域的污染防護和執法檢查力度設定統一標準，協同防護。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副會長藍逢輝則從稅務方面提出了解決霧霾問題的辦法。“稅收是一個杠桿，同時也是一個具有調節功能的工具。”他建議，要根據國家不同產業對環境所造成的污染程度進行嚴格區分，并對其行業稅率進行調整，例如環境污染嚴重的行業就要面臨更高的稅率，這樣就能體現出稅收調節作用對于行業發展的影響力，以及在環境污染治理上所發揮的作用。

編輯：李晨